【許家星】“羽甜心聊包養網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門”——論《四書纂箋》述朱與訂朱兼具的學術特點
“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門”
——論《四書纂箋》述朱與訂朱兼具的學術特點
作者：許家星（北京師范年夜學價值與文明研討中間暨哲學學院傳授）
來源：《南昌年夜學學報.人文社會科學版》2019年03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初七日丁未
耶穌2019年7月9日
摘要
詹道傳《四書纂箋》采用箋證情勢，對《四書集注》作出了正其音、明其包養一個月價錢義、考軌制、辨名物、究本末、補未言、列異說、辨錯謬諸方面的考核，被稱為“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門”。該書還就《四書集注》注音、字義、引文、史實、襲用古注、未及修正、兩說沖突、與朱子它書說沖突等多方面之誤提出中肯批評，體現了批評修改朱子的一面，四庫館臣認為詹道傳“于《集注》舛誤之處諱而不言”的論斷實屬不當。此正反應出“羽翼與修改”兼備這一元代朱子四書詮釋特點為人所疏忽之處。作為元代四書考證類晚出著作，該書對後人結果裁擇頗豐，堪稱元代疏證《四書集注》的匯編之作，它展現了《四書集注》對漢唐學術的繼承，顯示了元代朱子學者“學有基礎”的篤實學風。研討該書對把握朱子《四書集注》、懂得元代朱子學、認識朱子四書詮釋的考證路向，皆有積極意義。
元代朱子學圍繞朱子四書的詮釋獲得周全而深刻的展開，這種詮釋有側重異同問答的“經疑”體、義理疏浚的“發明”體、訓詁考辨的“纂箋”體、概念闡發的“通旨”體等，堪稱百花齊放，各有所長。考辨《四書》的作法淵源于朱子自己。朱子早在《語孟集義序》中即提出“漢魏諸儒正音讀，通訓詁，考軌制，辨名物，其功博矣”的見解[1](P3631)，故《論語集義》《論語訓蒙》特別留意音讀訓詁考辨之學，這一特點在《四書集注》中仍獲得保存包養價格。不過較漢唐注疏更為簡明罷了。詹道傳《四書纂箋》即秉承朱子思惟，對《四書集注》作了一番周全的訓詁考辨。《四書纂箋》對《四書集注》作出了正其音、明其義、考軌制、辨名物、究本末、補未言、列異說、辨錯謬諸方面的考核，被稱為“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門”。值得留意的是，該書還就《集注》注音、字義、引文、包養網站史實、襲用古注、未及修正、兩說沖突、與朱子它書說沖突等方面提出中肯批評，體現了批評修改朱子的一面，四庫館臣認為詹道傳“于《集注》舛誤之處諱而不言”的論斷實屬不當[2](P201)。此正反應出“羽翼與修改”兼備這一元代朱子四書詮釋特點。作為元代考證類晚出著作，該書對後人結果裁擇頗豐，堪稱元代疏證《四書集注》的匯編之作，它在箋證《四書集注》的過程中，亦很天然地展現了《四書集注》深摯的漢學知識，體現了朱子四書對漢唐學術的繼承，同時顯示了元代朱子學者“學有基礎”的篤實學風。
該書卷帙較繁，全錄朱子《四書集注》，四庫萃要本尚錄有《年夜學或問》《中庸或問》，計28卷之多。著者詹道傳生平未詳，僅知其為元代江西臨川鄉間一讀書人。詹道傳對《四書纂箋》有明確定位，“躲于家塾以授其徒”，幫助初學朱子四書者掃除文本障礙。因《四書集成》《四書纂疏》諸書對朱子四書的義理問題已有詳細研討，故該書不再費辭于此，以求各有分工也。“箋事及音讀欲便初學耳。義理之訓，則《集成》《纂疏》諸書詳矣，是編奚庸贅辭。”[3](P175)該書“凡例”指出，本書仿朱子《論語集義》之例，對《四書集注》作一番追源溯流的正音讀、通訓詁、考軌制、辨名物、究本末任務。鑒于朱子四書“務從簡明，于軌制器數之本末，經史子集之事實，鉤玄撮要，不復致詳”的特點，該書采用箋證體，對朱子之說“各箋證據于下方”。浙江胡一中稱該書“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門”[3](P174)。
該書在參考後人著作基礎上構成，句讀“用王文憲所定及溫州點本參訂為之”，字音“參用諸儒所定經文”。箋證于元人杜瑛《語孟旁通》、薛引年《四書引證》、金履祥《語孟集注考證》、許謙《讀四書詳說》、趙悳《四書箋義》諸書結果采用頗多，分類纂進，故稱為纂箋。它書所論有得者，亦采進之。選材甚廣而裁取頗嚴。“所箋如杜緱山《旁通》、薛秋潭《引證》、金仁山《考證》、許益之《詳說》、趙鐵峰《箋義》等書，頗加裁擇，隨類纂進。或他論有所補益者，間亦一二附焉。”[3](P175)故該書在很年夜水平上是元代疏證《四書集注》的匯編之作，代表了元代疏證《四書集注》的水準，這也晉陞了研討該書的需要性。以下分別從正其音、明其義、考軌制、辨名物、究本末、補未言、列異說、辨錯謬等方面展開論述。
一、正音
《四書集注》需求正音的字無外乎多音多義字、難讀冷僻字、通假通用字，它們皆影響對文本的懂得。注音采用的方法是直音、反切、同音、標明聲調(此類尤多)。以《年夜學章句序》注音為例，多音多義字如：適(音的)子；夫(音扶)百家；否(部鄙反)塞；充塞(先則反)；間(如字)亦；圣經賢傳(往聲)；鮮(上聲)矣；少(往聲)儀；使之治(平聲)；性分(往聲)，與(往聲)有聞；為(往聲)之。難讀字如：頹(徒回反)敗；余裔(余制反)；泯(音閔)焉；輯(音集)之；沈痼(音固)。通假字如：蚤與早通；唯與惟通；帑與孥通；說包養女人音悅；翅通作啻。因“四聲別義”為古書中很是主要的別義手腕，故該書對區分四聲特別重視，觸及的相關字有“王、好、語、勞、來”等。正音任務凡是不標明所據音書，但有時列出所引書名者，常引的有《經典釋文》《廣韻》《禮部韻略》《玉篇》等。如“法語”，“陸音魚，魚據反”。此處“陸”當指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。有時引《朱子語錄》來指明讀音，并以《廣韻》印證之。如關于“果”字，“《語錄》趙氏以果為侍。《廣韻》從女從果者亦曰侍”。有時引《廣韻》等來鑒定音義，如關于“殍”。《四書集注》“莩，餓逝世人也”。《四書纂箋》引《廣韻包養意思》說：“《廣韻》四紙殍注，音圯，草木枯落也；三十小殍注，餓逝世曰殍，亦作莩。十虞莩注，音敷，亦曰餓逝世。皆一義也，則莩逝世者，取草木枯落之義也。”凡例指出：“句讀用王文憲所定及溫州點本參訂為之。”但筆者所見本未有斷句，可知非底本。
二、訓詁
《四書纂箋》采用《爾雅》《說文》《禮韻》等字書、韻書對《四書集注》展開了註釋字、通訓詁的考證。
其一，正字。《四書纂箋》指出有些文字存在差異，表現為副本與俗本之別。或指出俗本有誤，如“邦無道能沈晦”之“沈”，俗作“沉”，“非”[3](P99)。或指出字的通用，分歧的字在某個意義上可通用，如“陷于‘阱’通作‘穽’”[3](P250)，“予通作與”“賑通作振”。或考核字形演變史，如“景即影字，古只作景，至晉葛洪始加氵”[3](P164)。或從音變的角度剖析字體，如“勾吳，吳言勾者，夷之發聲”[3](P124)。
其二，釋義。一是近義詞辨析。《四書纂箋》在“吾有知乎哉”章指出：“‘吾’‘我’二字，就已而言則曰吾，因人而言則曰我。這般章及‘年夜宰知我乎吾少也賤’、‘若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’，此類皆不成不辨。”[3](P135)或引《說文》區別義近詞，包養女人如“《說文》種曰稼，斂曰穡”[3](P135)。或引歷史事實作為字義之例，如“僨，覆敗也”，“左隱三年鄭伯之車僨于濟”[3](P13)。引《說文》對字展開綜合解釋，包含字形、造字法、字義、文獻用例。如“博，《說文》作簙，局戲也。六著十二棊也。古烏曹作簙。《說文》弈從二十，言竦兩手而執之，圍棊謂之奕”。或引《爾雅》由某字之闡發進進一組詞義的闡發，如“屋漏”，《四書纂箋》引《爾雅·釋宮》作對應之解。“《爾雅·釋宮》文云：室東南隅謂之屋漏，東北隅為奧，東北隅為宧；東南隅為窔宧，東北陽氣始起，育養萬物，為飲食之所。窔音杳，深也。”二是據字書鑒定歧說。如關于鎰存在24兩、20兩分歧之說，《四書纂箋》據字書鑒定20兩說更確。“鎰，二十兩也。《叢說》《國語》二十四兩為鎰。孔注、趙岐皆云二十兩。按：《字書》曰：鎰益同數，登于十則滿，又益倍之為鎰，則二十兩者為有義。”三是結合韻書解義。《四書集注》“纟昷，枲著也。”[4](P115)《四書纂箋》引《禮韻》解，認為貯、著可互通。“《禮韻》貯字亦作著，通作禇。”
三、考軌制
考證《四書集注》所涉禮制，為《四書纂箋》中間任務之一。具體觸及面甚多，粗略言之，或關乎現代官制。如司徒之職、典樂之官。引書交接其來源，“《書·舜典》，帝曰：‘契，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在寬。’又曰：‘夔，命汝典樂，教胄子。’”又如《四書集注》言：“士師，獄官。”[4](P183)《四書纂箋》詳細交接此官制來源及其構成。“舜命臯陶汝作士，士之名始見于刑官，《周禮》秋訴訟寇之屬有士師之職。刑官曰士，其長曰師。”再如《四書集注》云：“陳，國名。司敗，官名，即司宼也。”《四書纂箋》指出此說源于《左傳》，但在《程氏職書》中未見，且史猜中亦未有據。“《左傳注》陳楚名司寇為司敗，《程氏職書》未見陳之司敗，若楚之司敗，見于文十年宣四年。”或關乎教導軌制，如《章句》說起“禮樂射御書數之文”，《四書纂箋》引熊氏說對此詳加解釋，多達200余字。也有的關乎歷法。如指出《孟子》七八月之說所用為周歷，相當于夏歷五六月。“周七八月，夏五六月也。《孟子》內并以周月言，與《年齡左傳》同。”[3](P250)因包養網心得禮制討論最多，故引《周禮》《禮記》《儀禮》說甚多，如引《坊記》論述祭禮“七日戒三日齊”；婚禮“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”等。對禮的重點疑難處討論頗詳。如引孔穎達疏、金履祥注對伐冰軌制詳加解釋。引呂氏說詳細述期之喪的兩種類型：正統之期與旁親之期。引胡氏及傅寅說詳論《四書集注》所言“飲、射、讀法”。觸及現代主要的賦稅、俸祿、軍隊、地盤軌制方面的，亦詳加解釋。如《四書集注》言：“年夜國處所百里，次國處所七十里，小國處所五十里。”《四書纂箋》起首指出“《集注》三說皆本《王制》”，并以一頁半篇幅對此詳加引證。
四、辨名物
名物是《四書纂箋》箋證的重點。此處僅舉兩例以窺一斑。對某些欠好解釋的名稱問題，《四書纂箋》在《四書集注》的基礎上作進一個步驟申發。如“幼童”，《四書纂箋》引王柏之說，認為男貴女賤的價值觀決定了對有位置男子的稱呼，男子只要尊貴者方可比于男人。夫人之所以自稱為“包養網評價幼童”，就是自比于小男人的意思。至于“孺人、夫人、后”皆是類比男人而獲得的稱號。“王文憲曰：六合之間男貴女賤，男子貴者方得比于男人，故夫人自稱幼童，比于小男人也。年夜夫之妻曰孺人，亦比小男人也。公侯之妻曰夫人，則比男人矣。至為皇帝之妻，始曰后，則在男之上而比于繼體之君矣。”[3](P215)關于“五谷”，學者有分歧見解，《四書纂箋》則引傅寅說。認為黍是穄，稷是鮮粟，包養留言板稻是晚禾，梁是糯粟，豆是黒豆。傅氏還引王氏說指出，有人從五行的角度懂得五谷，從三農的角度懂得九谷，從種類眾多的角度懂得百谷。“傅杏溪《九谷考》云：黍，今穄也。稷，今鮮粟也。稻，今晚禾也。梁，今糯粟也。豆，今黑豆也。小豆，今菉豆也。麻，今油麻也。苽音孤，《周官太宰》釋云：‘雕胡也’。王氏曰：‘有言五谷者，以五行所屬而言；有言九谷者，以三農所生而言。有言百谷者，號其多而言。’”[3](P227)
五、究本末
考《四書集注》說之來源為詹道傳此書的重點，掌握《四書集注》說的出處本末，顯然有助于對《四書集注》的清楚。《四書纂箋》或指出《四書集注》字義訓釋的出處，如指出《四書集注》“暴虎徒搏，馮河徒渉”此8字為《爾雅》訓釋文包養甜心。或觸及人物出場活動的佈景。《四書集注》曰：“師尹，周太師尹氏也。”《四書纂箋》指出：“按《詩傳》尹氏蓋吉甫之后，周年夜夫。家父作此詩以譏王之用尹氏也。”[3](P14)或關于書名。包養感情如《四書集注》“《秦誓》，《周書》”。《四書纂箋》則引年齡說闡發《秦誓》之來由。“《年齡傳》僖三十三年，秦穆公襲鄭，晉襄公率師敗諸殽，歸而作《秦誓》。”[3](P17)有些是《四書集注》已供給線索，隱而未發，《四書纂箋》則對其本末詳加引述。如《四書集注》云“《楚書》，《楚語》。言不寶金玉而寶惡人。”《四書纂箋》則引《國語楚語》相關原文，佐證此說。
《四書集注》用語甚精，善于錘煉經典已有之文，用作注文。《四書纂箋》常采用“某字(句)出某某書、本某某說、見某某書、所引乃某某說”等點出其出處。如“齊之為言齊也，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”二句出《禮記·祭統》篇，“固其肌膚之包養心得會筋骸之束”見《禮運》。從《四書集注》所引之書見其引三禮為多，如“勤苦難成之患”“躐等陵節”皆出《學記》；“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”出《學記》“教學相長也”。“可謂能繼其志矣”出《學記》“善教者使人繼其志。”或交接《四書集注》兩說之來源。如關于八佾，《四書集注》保留了兩說：一是每佾人數不定，與佾數雷同；二是每佾人數固定不變，皆為8人。詹道傳引《左傳》注疏為證，指出“人如佾數”說出自杜注，而服虔疏則主張每佾八人說。關于五霸說，《四書集注》分別采包養sd用趙氏與丁氏說，《四書纂箋》指出二說最早來源分別見于《國語》《年齡》，杜預注采用二說，故《集注》亦采用之。《四書纂箋》有時提出在面臨兩種解釋時《集注》之取向。如關于令郎赤還是令郎惡的問題，《四書纂箋》引倪氏說指出《四書集注》取《公羊》說而放棄《左傳》說：“左氏以為惡，公羊以為赤。《集注》曰子赤，本《公羊傳》也。”[3](P213)
六、補未言
《四書纂箋》在闡述《四書集注》時，對《四書集注》略而未言的史實、佈景多有補充、闡明。如《四書集注》言“自文武至此七百余年。”《四書纂箋》則具體列出文武至此的周代歷王年限，分為年齡前、年齡、年齡后三個階段，證實《四書集注》所言“至此700余年”說當屬于周烈王、顯王時。如《集注》言，“文子……又不數歲而復。”《四書纂箋》引杜預注指出文子“自出走復反于齊”僅隔了二年。再如“司城貞子”，《四書集注》僅言“亦宋年夜夫之賢者也。”《四書纂箋》則進一個步驟解釋宋國司城實際為司空。“宋以武公諱，改司空為司城。”[3](P374)關于耦而耕，則引顧氏說論述牛耕軌制之產生。“新定顧氏曰：古未用牛耕，《易》只言‘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’。最可考者，前人于蠟祭，迎貓迎虎，凡有功于田者，無不報甜心花園祭，獨不及牛。可見古未知以牛耕。自漢以來，方有賣刀買犢之說。”[3](P226)
《四書纂箋》也盡量地表達一些本身見解包養價格。或對《集注》反復重復的詮釋內容表現關注，指出：“《集注》引程子慎獨凡三章。仲弓問仁章云‘惟慎獨即是守之之法’。子在川上章云‘其要只在慎獨’，及此章為三。”[3](P233)或剖析四書對五經的援用。如歸納綜合《孟子》對《詩》《書》的援用次數。“《孟子》援《書》凡二十九，援《詩》凡三十五。”[3](P包養心得261)討論《年夜學》援用《尚書》的“活引”特點，指出《年夜學》“康誥曰克明德”及“天之明命”較原文皆少引數字，這種引經之法很靈活，而《章句》并未說起此點。“《康誥》本文云：‘克明德慎罰’，此只取上三字；下文引《太甲》‘顧諟天之明命’，亦往‘先王’字，皆引經之活法。”[3](P7)推測古注來源的存佚。引輔氏說指出趙氏不孝有三說，當源于今已不存的古傳記。“輔氏曰：此必見于古傳記，趙岐時其書尚存，故引之。”
考核《四書集注》說的根據。如《四書集注》引洪興祖說，認為《論語·季氏》篇是《齊論包養app》，《四書纂箋》則引胡氏說，指出洪氏說根據地點，認為其說并不是很充足。“胡氏曰：疑為齊論，以皆稱‘孔子曰’，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高低篇分歧，然亦無他左驗。”[3](P210)指出《四書集注》說的演變過程。如對《年夜學》開篇“子程子”加以說明，起首提出年夜、小程子之字號，進而指出《四書集注包養dcard》對“程子”的處理有一個從分到合的變化，即最後以年夜程子、小程子來分別二說，其次以伯子、叔子區別之；最后則認為二者學同，不需求加以區別，故統稱程子。詹道傳還指出“子程子”之說乃仿效《公羊傳》“子沈子”之例，“子”比如“師長教師”，是對有德之人的稱呼。“《集注》初以年夜程子、小程子為別，次稱伯子叔子，最后以其學同，通稱程子云。子者，有德之稱，猶今稱師長教師。然子程包養甜心子仿公羊傳子沈子之例也。”[3](P6)為此，本書不區分二程說，而金履祥《論孟集注考證》則對二程詳加區別。
七、列異說
《四書纂箋》還常供給與《四書集注》分歧之說，為讀者懂得原文供給多種參照，亦表白《四書纂箋》對《四書集注》采取感性剖析的態度。
其一，注音方面，指出《四書集注》注音與韻書的差別。如：“脛，按《韻書》形定反。《四書集注》云‘其定反’，音小異。”《四書纂箋》還對《四書集注》未注音者提出質疑。如指出“屏”有上、往二聲，據音義分歧原則，“屏四惡”之屏當讀往聲，舊讀上聲可疑。“按：《韻書》屏字上聲者注云：‘蔽也。’往聲者注云：‘除也’。屏四惡之屏，當往聲讀而舊音丙可疑。”又如“鶴鶴”的讀台灣包養網音，《四書集注》認為“鶴《詩》作蒿，戶角反。”《四書纂箋》則引許謙《叢說》供給另一種讀音，“《叢說》禽名之鶴音涸，在鐸韻。鶴鶴之鶴音學，在覺韻”[3](P245)。當然，《四書纂箋》對《四書集注》的葉韻說并無懷疑。
其二，人物方面。如關于公冶長，《四書集注》僅言“孔後輩子”。《四書纂箋》引《門生傳》說為齊人，既而又引《家語》說為魯人，兩說并存。“《門生傳》名萇，字子長，齊人。《家語》魯人。”[3](P90)又如漆雕開，《四書集注》言“字子若。”《四書纂箋》指出《家語》《史記》在漆雕開的字與國上皆分歧。“《家語》字子若，蔡人。《史記》云：字子開，魯人。”[3](P92)關于令郎糾與管仲孰兄孰弟。《四書纂箋》指出，《荀子·仲尼篇》言“齊桓公殺兄而爭國”，此說為司馬遷、杜元凱、韋昭所采用。獨程子從義理上據年齡筆法以子糾為弟[3](P190)。關于“達巷黨人”，《四書集注》認包養網評價為，“其人姓名不傳”。《四書纂箋》則提出：“《董仲舒傳》孟康注云：項槖。”[3](P133)
其三，軌制方面。軌制方面頗多異說，如車乘軌制，馬融主張800家出車一乘，包咸則主張80家，二者差別甚年夜。朱子傾向于馬融說，馬融所據為《周禮》。《四書纂箋》指出包咸所據為《孟子》《王制》，并指出時人傅寅傾向包氏說。《四書纂箋》并未明確表白本身態度，僅客觀列出二說，其實已顯示其不專主《四書集注》的立場。“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。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。一乘甲士三人，歩卒七十二人，牛馬兵甲芻糧具焉，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。馬融千乘之說，依《周禮》……包云：……蓋依《王制》《孟子》年夜國處所百里之說，而傅杏溪《百考》是之。”[3](P60)關于鄉黨鄰里，《周禮·地官·遂人》與《年夜司徒》見解有異。詹道傳認為，包養網評價二者所指對象分歧，分別指郊外之制與郊內之制，并以鄭氏說為據。“愚按：年夜司徒掌建邦地盤之圖與其國民之數，此郊內之制也；遂人掌邦之野，以地盤之圖經郊野，造縣鄙，形體之法，此郊外之制也。鄭司農云：‘郊野之居，其比伍之名，與國中異制’。故亦異其名。”
其四，其他方面。其他方面異說也不少，如指出《孟子·離婁》下“子濯孺子章”存在異說，《四書纂箋》所引“古疏”說與《孟子》之描寫分歧。“孟子之言與此分歧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。”[3](P356)《中庸》篇章的異說。《四書纂箋》指出，《史記》《孔叢子》皆言子思困于宋作《中庸》，《孔叢子》且言作四十九篇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載《子思子》一卷，提出“所謂四十九篇，豈非混《子思子》與《中庸》為一書與？”[3](P452)歷法的古今差異。《四書集注》提出夏代歷法斗柄建寅之說，《四書纂箋》引金氏說指出《四書集注》所言乃現代歷法，進而引沈括說指出今歷與古歷有別，不主建寅說。“金氏曰：‘此古歷也’。沈括云：‘今正月斗柄指丑矣，蓋歲差也。但以冬為亥子丑，春為寅夘辰，不用因斗建也。’”[3](P203)
八、辨錯謬
四庫館臣在明陳士元《論語類考》的撮要中指出：“張氏、詹氏皆于《集注》舛誤之處，諱而不言。”此說不確包養違法，詹道傳雖篤信《四書集注》，于其誤處卻不乏批評。上文所列各種異說，已幾多表白《四書纂箋》對《四書集注》的不滿，不過未直接批評罷了，但《四書纂箋》還是直接對《四書集注》展開了多方面的批評辨正。
其一，字音之誤。《四書集注》曰：“子賤，姓宓。”詹道傳據韻書指出，此“宓”字讀“密”不確。作為人姓當作虙，音伏，虙、伏相通。“考之《韻書》，此字音密。子賤之姓，當作虙，音伏。《家語》宓音密，《史記》宓與伏通，濟南伏生即其后。”《四書集注》對“齕”的注音有誤。“齕下沒反，《四書集注》音核，乃下革反。恐誤。”[3](P251)對《集注》“盻”的注音提出質疑，“盻”，《四書集注》據《經典釋文》五禮反，認為普莧反不對。《四書纂箋》則引《纂疏》說，主張《禮部韻略》的胡計反、吾計反，認為《釋文》五禮反誤。再如“懥”，《四書集注》“勑值反。”《四書纂箋》提出《廣韻》《玉篇》說與之分歧。“懥，《廣韻》《玉篇》并陟利反。”
其二，字義之誤。詹道傳引邵氏批評《章句》“盤，洗澡之盤”說，邵氏認為就事理及經典記錄言，洗澡非日日之事，此盤當是盥洗之盤而非洗澡之盤也。“新定邵氏曰：日日盥頮，人所同也。日日洗澡，恐未必定。《內則》篇記子事怙恃，不過五日燂湯請浴，三日具沐罷了。斯銘也，其殆刻之盥頮之盤歟!”[3](P8)引金氏說指出《四書集注》“五十字”當為“吾字。”“金氏曰：五十字當是吾字之誤。”[3](P118)又如“賊者，切害之意。金氏曰：當作竊。”
其三，襲古注之誤。《四書纂箋》引鄭玄《考工記》注指出，“纟取”并非《四書集注》所言的絳色，而是玄色；再引饒魯說指出《四書集注》之誤在于沿用《檀弓》古注說。“鄭注：染纟熏者三進而成，又再染以黒，則為纟取，如爵顏色也。再染以黒，則為緇矣。饒氏曰：《檀弓》練衣纟原纟錄，古注誤以纟原為纟取。”[3](P145)批評《四書集注》對《孟子》“九河”的懂得沿襲郭璞說而誤，郭璞認為“九河”包含“簡、潔”二河，《四書纂箋》據蔡沈《書集傳》指出，簡潔為一河而非兩河，《孟子》實僅列八河，此外一河則為河之徑流。“蔡氏《書傳》云：《爾雅》九河……其一則河之經流也。先儒不知河之經流，遂分簡潔為二。然則朱子亦因郭璞注而誤也。”[3](P313)指出《四書集注》沿襲古注，把“策”釋為“簡”，過于簡單，不夠準確。“《叢說》：《年齡傳序》‘年夜事書于策’，大事簡牘罷了。《正義》云：‘簡容一行字，數行者書于方，方所不容書于策。’……今但訓策為簡，從古注也。”[3](P467)
其四，未及修正之誤。《四書纂箋》引金氏說，認為《四書集注》“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”有誤，蓋太史公并無農家說，農家說始于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并委婉指出《四書集注》之誤是未及修正之故。“金氏曰：太史公《六家指要》無農家，至班固《藝文志》分九流，始有農家者流。此《集注》未及改。”[3](P311)
其五，引文之誤。《四書集注》在顏淵逝世章引胡氏說，認為正人用財視義之能否而非吾之有無，《四書纂箋》引金氏說反駁之，認為胡氏說意圖雖善，但會形成寡恩之弊。“金氏曰：考其時則顏淵之逝世且葬，適當厄陳蔡之后，自反陳之余，此正夫子之窮也。夫喪事稱家之有無，夫子既以此處其子，安得不以此處顏淵乎!夫子遇舊館人之喪，嘗脫驂乃至賻矣，而不克不及為顏子之槨。彼一時此一時，貧富分歧也。胡氏之說雖善，然不考于事而其流少恩矣。”[3](P154)《四書纂箋》指出，《四書集注》所引《家語》夫子譏伯子有誤，此說見于劉向《說苑》，且“欲同人性于牛馬”并非夫子之說，乃包養網推薦劉向評論之語。“劉向《說苑·修文》篇，孔子見子桑伯子……子桑伯子易野，欲同人性于牛馬，故仲弓曰太簡。按：《家語》無其文，《集注》誤也，而‘欲同人性于牛馬’一句，亦非夫子所譏。”[3](P101)引文懂得之誤。《四書集注》認為，《年夜學》“瞻彼淇澳”章“如切如磋”等以下文字，是“引《詩》而釋之”。詹道傳提出質疑，認為此非《詩傳》所釋，而是《爾雅》所釋，其別僅在于少一“者”字，“疑非《詩傳》所釋，《爾雅·訓釋》篇已載其文而無‘者’字。”[3](P9)
其六，史實有誤。《四書集注》云魏“亡其七邑。”《四書纂箋》則據《史記》指出“七邑”當為“八邑”之誤。“按：《史記》魏襄王十二年，楚敗我襄陵，不言邑數。楚懷王六年得邑八。《四書集注》作七邑者，恐誤。”引《年齡世譜》說批評《四書集注》“子產公孫僑”說。“按《史記索隱》子產，鄭成公少子也。按《年齡世譜》乃令郎發字子國之子，以其出于公族，故氏公孫。”[3](P95)《四書集注》據《年齡傳》認為武子在文私有道之時無所表現，可證武子知之可及處。《四書纂箋》引杜注指出包養站長，武子之父逝世于成公二年，此后武子方為年夜夫，由此可推武子在文公時并未出仕，故《四書集注》之說證據缺乏。“以此考之，寧莊子當逝世于成公二年擺佈，而后子俞為年夜夫，則武子未嘗事文公。《集注》云然，未知何據。”[3](P98)《語錄》說分歧史實。《孟子集注》金聲玉振章，包養俱樂部《四書集注》云“倪寬云‘惟皇帝建中和之極，兼總條貫，金聲而玉振之’，亦此意也。”《語錄》指出，倪寬之時尚無《孟子》書，推定金聲玉振之說乃古語。《四書纂箋》認為《語錄》說不確。蓋《孟子》書已經見于文帝時也。“然《孟子》之書出于文帝，而董仲舒亦嘗辯孟子性善之說，況倪寬又在后。乃未包養站長詳《語錄》之意。”[3](P377)
其七，兩說沖突之誤。如《孟子集注·滕文公上》“惟堯則之”，注：“則，法也。”《四書纂箋》指出，《論語集注》則將“則”注釋為“準”，二說分歧，當以“準”說為是。“《論語》注：‘則，猶準也。’當以為正。”[3](P314)再如“仞”，《論語集注》是七尺，《孟子集注》是8尺。《四書纂箋》考之《周禮》，認為當是《孟子集注》的8尺。“八尺曰仞。《四書集注》于夫子之墻數仞云：‘七尺曰仞。’今按《周書》‘為山九仞’。孔安國云：‘八尺曰仞。’鄭玄云：‘七尺曰仞。’《集注》兩存其說歟？……愚證之《周禮》……‘尋，八尺也。仞亦八尺也。’以此觀之，則孔說為是。”[3](P428)
其八，《四書集注》與朱子他書相沖突而誤。如關于“不舍晝夜”之“舍”的讀音，《四書集注》是上聲。但朱子暮年著作《楚辭辨證》則批評“舍”讀上聲。此兩種見解彼此沖突，詹道傳認為當以暮年說為準。“不舍晝夜，‘舍’上聲。《楚辭辨證》騷經‘忍而不克不及舍’也。洪氏注引顏師古曰：‘舍，止息也。屋舍、次舍皆此義。《論語》不舍晝夜，謂曉夕不息耳。古人或音舍者非是。’按：《辨證》文公著于慶元己未三月，來歲庚申四月公易簀矣。《四書集注》舍上聲者舊音，讀如赦者，定說也。”[3](P138)又，詹道傳還據《朱子格言》對《孟子》“浩然之氣”章的“非義襲而取”作出與《四書集注》分歧的新解。“按《朱子格言》云：‘非義’當一讀，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。若三字連讀則不成文理。今按《集注》與此分歧，謾記于此。”[3](P279)關于諒陰之說，《四書集注》言“皇帝居喪之名未詳其義”。但《四書纂箋》引蔡模說，指出朱子暮年主張諒陰是“居喪于梁闇”之義。“蔡氏模曰：《喪服四制》諒闇三年。鄭注云：諒古作梁楣，謂之梁闇，……《書》云：‘王宅憂諒陰’，言居喪于梁闇也。模按：諒陰之義，祖先得于先師晩年面命者這般。”[3](P197)
其九，《四書纂箋》有時以羅列諸說的方法來質疑《四書集注》說。如《四書集注》言“魯地七百里”。《四書纂箋》先后引《王制》《孟子》《周禮》說為證，表白公侯之地皆缺乏700里，唯有《明堂位》言700里。《四書纂箋》對此分歧見解的態度是“當詳之”台灣包養。“《王制》《孟子》為三等之地，公侯皆方百里，……《明堂位》云‘周公致政于成王，包養條件成王封周公于曲阜，處所七百里。’當詳之。”[3](P210)
其十，《孟子》《史記》之誤。如提出《孟子》“中古棺七寸”所說未見得靠得住。《四書纂箋》先引《禮記》棺4寸槨5寸說，再引喪禮棺有8寸、6寸兩種分歧標準說，證明古籍并無包養感情《孟子》所謂“中古棺7寸”，又引古注說皇帝與布衣棺材厚度一樣，反駁《孟子》之說。“《記·檀弓》‘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槨’。而《喪年夜記》云：‘君之棺八寸、上年夜夫棺八寸、下年夜夫棺六寸、士棺六寸’。注云：‘皆周制，舍此未見有七寸之文’。此章舊注云：‘皇帝至庶人厚薄皆然。’乃未詳。”[3](P295)指出《史記》的孔後輩子傳有所掉載，陳亢在《孔子家語》中已記為門生，《史記》卻掉之，“《家語》亢在孔後輩子中，《史記七十二子傳》卻無之。”[3](P62)與之類似掉載的還有林放。“林放，魯人，《史記門生傳》不載，《禮殿圖》有之。”[3](P74)《四書纂箋》還引金氏說批評《史記》所記伯夷叔齊名字關系不對，乃出于緯書附會之名。“《史記列傳索隱》：‘伯夷名允，字公信。叔齊名智，字公達。夷齊其謚也。’金氏曰：《史記》載夷齊名若字，出《年齡少陽篇》，古無此名字之例，乃緯書附會耳。”[3](P99)
其十一，引時人說以批評古書之誤。如引曾以德說批評《禮記》王霸不分。“曾以德曰：《年齡傳》昭三年鄭子年夜叔曰：‘文襄之霸也，令諸侯三歲聘，五歲朝，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以事已爾’。《記》以為諸侯之事皇帝，則誤矣。”[3](P471)批評許謙《讀四書叢說》“沽”音之誤，許謙提出沽有平聲、往聲兩種，分別指向買、賣。《四書纂箋》認為此與《論語》分歧。“《叢說》：‘沽往聲訓賣，若平聲則訓買。’于此義不相當。”[3](P138)辨通行本斷句之誤。引金氏說指出“羿善射奡蕩船俱不得其逝世然禹稷躬稼而有全國”中“然”有兩種斷句法，金氏認為“然”應當作為下句開頭而非上句之結尾。“金氏曰：俗連‘然’字句者非。若由也不得其逝世然，于未逝世之前，期詞也；則已逝世之后，斷詞也。‘然’字喚起下文，便見尚徳之意。”[3](P185)
九、結語
綜上所述，《四書纂箋》具有兩個鮮明特點：羽翼朱子而不乏批評，匯聚眾說而斷以己意。該書一切的考證幾乎皆是站在後人肩膀上，尤以元人著作為主，體現了集元代《四書集注》考證之年夜成的特點。雖詹道傳極少自出己意，然諸說之選取裁定，則體現了著者的學識與眼光。該書雖以羽翼朱子、疏證朱子為目標，但并未遵照“疏不破注”的原則，而是對《四書集注》作出了多方面的批評，而態度則表現得很委婉。這表白四庫館臣論其諱言《四書集注》舛誤的論斷實屬偏見無稽之談。以清人漢學的目光看來，該書考證仍有不夠緊密之處。盡管這般，該書已充足顯示了著者深摯廣博的知識，亦充足展現了朱子四書之學對漢唐學術實有著深入之繼承與發展，同時為清代漢學的產生亦埋下了伏筆。故此，《四書纂箋》對于準確把握《四書集注》、深刻懂得元代朱子學、切實掌握朱子四書詮釋的考證路向，具有不成忽視的意義。
參考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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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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